脆瓜，没有西瓜那么甜，没有香瓜那么香，更没有哈密瓜那么名闻遐迩，在我们宁波乡下以前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田作货。家家户户在芒种前后种上那么一二十株，到了夏天就可以采摘，起初是淡淡的绿，成熟以后表皮变白，子囊微红，约二三斤重，摘下用水一冲，双手那么一拍，一分为几，人手一份，虽然没什么滋味但水分极多，很是解渴。很近几年，人们却又想起了它，其身价正悄悄地超过了西瓜。像所有瓜果一样，脆瓜上市时很为稀缺，旺潮时价廉物美，落市时几近无人问津。所谓了藤脆瓜就是指藤黄叶落时残留的那么几个又小又僵的瓜，弃之不舍，食之无味！
我要说的了藤脆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瓜，是指我的邻家小弟。明明是人，为什么要叫他了藤脆瓜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这是一个东拼西凑的故事，不像小说的小说）
邻家小弟家琪，虽然与我同村，其实他家离我家很远，他小我将近二十岁，我这个人自幼又好静少动，因而早年与他几乎没有交往。只是听说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及二哥交情甚笃（其实就是解放以前年糕班子里的老搭档），故而在我务农的那几年才对他有点注意，留下了一些特殊的印象。
他共有五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兄弟姐妹七人和父母再加上他的老祖母一家九口，但根本没有生活在一起，而是住在相距甚远的两间房子里：她的爸爸、大姐根娣、二哥家旺和他的祖母住在河边的楼房里，座北朝南，前有小院，后有埠头，独门独院确似殷实人家：而他和玲娣、得娣、友娣、翠娣几个姐姐以及七哥家平就随同他母亲住在一间东倒西歪的平房里，活脱脱一个赤贫之家。
他爸爸一日三餐在大院里吃香喝辣，全不顾他们母子缺吃少穿，可一到晚上就会钻进那猪窝似的小屋和妻子同床共眠。一起出工的生产队社员们常常会打趣地问起这件事：“那么多孩子你们怎么睡？”他爸爸总是淡淡地一笑说：“是啊，是啊！那么多孩子就像地里的脆瓜，横七竖八地满地滚着，......没办法啊。”由于家琪排行很小，且长得又矮又僵，故而有了“了藤脆瓜”的绰号。
家琪的母亲容貌实在不敢恭维，又矮又瘦又黑，我认识她时她已经四十多岁，因为在同一个生产队，才有了一点接触。她说话不知轻重，张口就来，很多时候往往会出口伤人，可谁也不会计较；明知她有点愚钝，但不少社员还是喜欢让她算算帐，不管对错，人们总会啧啧称赞说她算得真对，她也会沾沾自喜......我暗地注意到在这种时候她的大儿子和大女儿总会显得十分难堪。
既然是一家人，况且又有儿女，为什么不在一起生活呢？因为好奇，我多次询问我的母亲。母亲总是摇摇头，无奈地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只能怪她自己命苦。”等到后来道听途说才有了答案。
原来她十一二岁就做了童养媳，情窦初开之时懵懵懂懂就做了母亲，因为少不更事，*一个儿子竟被她闷死在被褥之中，第二个孩子却是个女的，她婆婆怕又被她闷死，就自己抱去抚养，取名根弟，就是指望能跟一个弟弟来。虽然天遂人愿，她果然生下儿子，取名家旺，切盼人丁兴旺。但是孩子一出生，她婆婆却大病不起......算命瞎子说她和婆婆命中相克，必须分而居之方可相安无事！丈夫是个大孝子，自然要和母亲住在一起。于是乎就产生了这个畸形家庭。
他母亲的大名我不清楚，只知道大家叫她阿花。被逐出家后她一个人住在离老家很远的一间小屋里，虽然东倒西歪，但尚能遮风挡雨。解放了，妇女翻身了，（当时有人戏言：妇女翻身，屁股竖蜻蜓。就是说妇女下田插秧）她在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靠自己的劳动挣点工分勉强能糊口。据说年轻时她不但秧插得很快很好，而且还会耙田、耘田......是一位干农活的行家；年老以后就只能在晒谷场上晒晒谷，工分挣得少了，生活也就十分艰难。
他父亲一直和老母亲、大女儿、大儿子吃在一起，直到老人去世后还是没有和她一起吃。奇怪的是晚上照样风雨无阻地和阿花睡。他父亲还常说：“好瓜不结籽，烂冬瓜一肚籽。”不是吗？下面又生了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这可怜的七个人就挤在那间风雨飘摇的小屋里。口粮倒是他们的父亲供给的，日常开销可得自己想办法咯！当生产队分粮食的时候他父亲和大儿子两眼总是盯得死死的，绝对不肯多给一斤半两，似乎这一大帮子都是她母亲的罪孽，与他们毫不相干。
受老祖母的影响，大儿子和大女儿从来没有叫过母亲。可怜啊！直到临终阿花还听不到那两个儿女叫一声母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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